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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丨这个吃货,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-黄苏支

作者:百色金融新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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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丨这个吃货,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

文 / 黄唐

大概是90年前,在江苏高邮科甲巷的一间庭院内,一棵根枝虬健的龙抓槐上,倚坐着一个小学生,左手抓着一块牛肉干,右手拿着一本小说,正津津有味地看着。

这个造型,奠定了他吃货和文人的一生。

他叫汪曾祺,一生平淡而坎坷,欣喜而又苦难。

平淡欣喜是他内心的写照,苦难坎坷是他外在的经历。他不像其他文人那样,要么愤世嫉俗,要么游扬雄肆,要么才华横溢,要么璀璨夺目。

他就好比一条小溪流,平淡质朴,却又表达出传统文化难以言喻的美质;他也像一阵松风,缓缓悠悠,极度虔诚地述说着中国人的心性灵气;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,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,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。

人事丨这个吃货,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

大学时期的汪曾祺

汪曾祺父亲叫汪菊生,字淡如,是个多才多艺而又热爱生活的人。学过武术、弄过乐器、画画篆刻,各种小手工乃至厨艺,都颇有心得。

他还是个“孩子头”,常做些小玩意,跟孩子们一起玩闹。挂在嘴上的名言是“多年父子成兄弟”。这句话还真不是白讲,汪曾祺17岁初恋时,他在旁边出馊主意,还教儿子抽烟喝酒。帮儿子点烟,也不以为怪。

19岁之前,汪曾祺大概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。目见耳闻,都是院子里的花草树木,坊巷间的奇闻趣事;又或者是,父亲信手得来一个小玩意的自得,祖父咸鸭蛋下酒吟诗的悠然。

汪曾祺的童年,深刻体会到了“调弄”生活的快乐。那种快乐不是轰轰烈烈,不是跌宕起伏,而是细枝末节中的趣致。在庭院中的某一株花里,某一棵树上,某一个摆弄了一天的小玩意中,他学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本领——获得快乐的能力。

人事丨这个吃货,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

汪曾祺书法

1937年,日本人入侵,汪曾祺从江阴南菁中学转到淮安中学,再转辗到扬州中学、盐城临时中学,算是勉强读完了高中。

之后还因战事日紧,随祖父、父亲在高邮城外村庄的小庵中,避难半年。他的小说《受戒》,大约就是写了这个时候。

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女小英子之间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,蕴含着对生活、对人生的热爱,那种人性之美,在战火飞扬的年月,彷如桃园。

汪曾祺写《受戒》一文是在文革之后,他不断回忆那在战火中辗转奔波的两年时光,最后,没有变成苦难的记忆,却化成了一篇富有诗意的文章、一个清幽的梦境。

或许有人说,他是没有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残忍,所以还沉浸在自我的美好中。事实上,苦难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,只是因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它。

有一句熟悉得不想再听的顾城诗句,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”,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做到。汪曾祺无疑就是这样的人。

在他的一生中,无论是多么难的事情,他总能发现其中的乐趣,平淡处之。《旧病杂记》中有一段“我对牙痛泰然置之,而且有点幸灾乐祸地想: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么花来!”腮帮子肿得老高,还能谈笑风生,语惊四座。

生活有时候没得选择,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体验它的姿势,你觉得不爽,是因为你没有找对,不妨多试几次,总有一种是适合你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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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受戒》小说插图

沈从文先生写信给汪曾祺,“不要为了一时的困难难过,你手中有一支笔,怕什么!”沈从文是这样的一个,只读过小学的人,竟成了一个大作家,确实是一个奇迹。

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期,沈从文是他文学老师。1939年,汪曾祺前往云南考大学,到达后恶性疟疾发作,几乎丢命。他笑问护士,“要不要写遗嘱?”

治疗完后拒绝住院,晕晕乎乎中进了考场,考取了西南联大。这所大学由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合建,至今都被誉为大学中的奇葩。

汪曾祺的散文中,有专门写沈从文、闻一多、金岳霖等人的,要说能写出西南联大精髓的,还是那篇《跑警报》。

“也有叫逃警报、躲警报的,但都不如跑警报准确。‘躲’太消极,‘逃’又太狼狈。惟有这个‘跑’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,最有大度,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。”

那时候时常有日本飞机轰炸昆明,所以一有预警就要“跑警报”。老师学生们习以为常,或者是打打桥牌,或者是带上零食权当约会。

更有人无聊之中用石头瓷片拼对联,有学数学的“人生几何,恋爱三角”,有学哲学的“见机而作,入土为安”等等。

更有警报来时去洗头的女汉子,因为没人抢热水用;也有在炸弹轰鸣声中煮冰糖莲子的广东吃货,警报解除,莲子刚好熟了!

在这群时代最强的精英面前,飞机炸弹不过是人生中的一段乐事,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危险中,依然坦然面对,该干嘛干嘛。

这是几千年的积淀,培养出的士子风流,从骨子就透出那种淡定的气质。正如沈从文先生说的,只要心中的那支笔还在,些许困难又算得了什么?汪曾祺或许正是这个时候,学到了那种“泰山压顶,我自清风拂面”的从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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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在西南联大,或许就是跑警报时拍摄的

金圣叹临刑前给儿子写信,上面说“字谕大儿知悉,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,有火腿滋味。”这是什么样的人,才会在砍头的时候不忘叮嘱儿子品尝美食?

人在极其无奈的时候,有人会绝望心如死灰,有人会疯狂颠三倒四,有人会大喊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,还有一种人,鲁迅说是“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”,更确切地说,应该是一种滑稽感,内心升起无比荒唐的滑稽感。

一九五七年,汪曾祺被打成右派,遭到了大字报的围攻和很多荒唐的批判。那段历史不用多说,在很多作家的笔下都描述过。他的记述之所以令人记忆深刻,是因为在字里行间看不到任何恨意,仿佛是件很平常的事情。

《随遇而安》中写到,“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报,到医务所量了血压,低压一百一,高压一百七。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个文件: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,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。”除此之外再无他话。

下放到张家口劳动,扛粮食洒农药,跟农民工人一起生活,他只是静静地观察,慢慢地融入。天天吃马铃薯度日,还怡然自得,该写诗写诗,该画画画画,顺便画了一套《中国马铃薯图谱》,自诩吃过马铃薯品种最多的人。

逆境并没有给他带来苦难,反而让他的内心更加充实、平静,因为懂得快乐的人,无论身处何地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,都能睿智地发现身边的乐趣,飞快的投入进去。生活本来就是其乐无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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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画

《大淖记事》中有一段描写“春初水暖,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,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。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,粗如笔管,有节,生狭长的小叶,初生二寸来高,叫做‘蒌蒿薹子’,加肉炒食极清香。”

喜欢美食的人,对这种文体肯定不陌生,已经随着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深入人心。中国人爱吃,出现了好多顶级吃货,如苏轼、袁枚。

近代,要数最会吃的人,非汪曾祺莫属。四年制的西南联大,汪曾祺读了五年,因为他并不爱上课。白天在昆明城里闲逛,找吃的、泡茶馆,有时候没钱吃饭,吃两口小吃也是好的。

在他的散文中有不少是写昆明的,尤其是美食,非常细致,引人入胜。汪曾祺的口味广,对吃有极大的热爱,对每种吃过的美食,都能细细道来,随手做出个八九分神韵。

甚至吃个鸡蛋、炒个青菜都能令人垂涎。“以鸡蛋清、温熟猪油于小火上,不停搅拌,猪油与蛋清交融,嫩如鱼脑,入口即已到喉,齿舌都来不及辨别是何滋味。”“菠菜极嫩,油甚大,火甚匀,味极鲜。”

汪曾祺对吃的理解极为深刻,无论是食材还是做法,是《家庭》和《中国美食家》杂志的常客。他甚至尝试菜系之间的交融,相比苏、袁的食谱,汪氏菜单更适合现代人的口味。

《舌尖上的中国》中采用了不少汪曾祺的记录,其中有个“养蜂人”的故事,几乎完全是出自他的散文,想必总撰稿沈宏非受他影响不浅。

食谱宽的人都较豁达,懂得时常回味的人则容易知足。汪曾祺两样都不缺,他追求的美食没有奇、贵、多,往往是在平凡中拍案叫绝,跟他的性格如出一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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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(左)与沈从文

“无事此静坐”,这是苏东坡的诗,挂在汪曾祺外祖父的墙上,他小时候经常坐在这条幅下看书,久而久之,对“静”已经成了一种习惯。

孔明说“非宁静无以致远”,“静”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。然而世界是喧嚣的,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逃到深山里面,我们只能闹中取静。

程颢说“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”,在静中观照万物,审思自我,从而对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。

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齐白石常常“静思往事,如在目底”,所以才能“心闲气静时一挥”。

静来之不易,躁动不安的灵魂随处可见,静如处子的人快成绝响。生活太快,原来那颗安静的心早被遗忘在20年前,千百G信息之后。

在这欲望成灾的时代,如何寻回自己呢?看完汪曾祺之后,或许会有些心得,他学会了发现快乐,所以在平淡的生活中也不会觉得无趣;他内心从容,所以面对苦难依然随意而安。

他在逃难的路上发现爱情,在病痛面前调侃“我没有得梅毒”,在炸弹轰鸣中细细品味丁丁糖和炒松子的味道,在三十几人的农村宿舍里,听着马锣山西梆子,安静地看书、写文章。

安静不是来自外界,而是源于自我。沈从文去世时,四小姐张允和给他写了一副挽联,“不折不从,亦慈亦让。星斗其文,赤子其人。”

写给汪曾祺是适合。没别的原因,惟有时刻怀着一颗赤子童心,纯真好奇,宽容豁达,才能从容地面对人生路上的风霜雪雨,喜怒哀乐。

人事丨这个吃货,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

汪曾祺夫妇

—— 完 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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