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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美国还早20年,1878年,中国就成立了第一家私募基金-1878

作者:百色金融新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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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资讯《比美国还早20年,1878年,中国就成立了第一家私募基金-1878》主要内容是1878,今天我要说的是,金融对于拯救国家来说也非常重要,今天我们就从金融的视觉去重新梳理、解读一段关于左宗棠西征的历史。,现在请大家看具体新闻资讯。

比美国还早20年,1878年,中国就成立了第一家私募基金

比美国还早20年,1878年,中国就成立了第一家私募基金

本文系作者在喜马拉雅的《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》系列讲座文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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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对于个体的重要性已无需多言,今天我要说的是,金融对于拯救国家来说也非常重要,今天我们就从金融的视觉去重新梳理、解读一段关于左宗棠西征的历史。

左宗棠从1866年起率领湘军,用了14年先镇压陕甘回民起义,后收复西域新疆全境。

但其实如果左宗棠不是在战争融资上做了一些创新,他的西征之路恐怕还要坎坷很多。因为在这场战争中,他面临着严峻的军饷不足和不稳定的问题,没有军饷何以凝聚军心。没有军心,胜利也就无从谈起了。

咱们来看一下他都做了哪些金融创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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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得从左宗棠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。

从古至今,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,常规的税收都有固定的用途,要改变是很难的。就像现在如果我们要财政部改变存量开支,难度可想而知。

而什么时候发生战争、战争会持续多久,需要用多少钱,这些都是我们无法事先确定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各个朝代都为战争融资这事儿头疼不已。

在清朝,突发战争所需的军费开支主要通过几种方式获得:

一、日常开支省下来的银子

从朝廷到地方督抚都会通过尽量节省开支来多存银子,以备不时之需。但这个办法在清朝并不怎么有用,因为本来政府也没多少剩余的收入,而且,其实存钱也很难规避未来的风险。

二、卖官

一般卖的都是虚职,像翰林待诏之类的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,不会卖知县这类有实权的官职。

卖官的收入在各省的战争支出中占比还挺高的,三年的鸦片战争所花的军费开支中,卖官收来的钱能占到23%。而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十年,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赤字中,高达46%都是靠卖官的收入来填上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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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,可能不太能理解卖官这种现象。但其实这也是政府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的不得已之举。毕竟如果国家都没了,也就啥都没了。

从这一点来看,正好可以说明金融市场的重要性,如果清朝有发达的金融市场,那也许就不需要卖官了。

三、协饷,财政收入跨省调配

我们都知道,一旦有战争,在战场所在的省份军费支出肯定要大很多,很有可能自己负担不了。这个时候就需要别的没有战争和一些富裕省份的帮助。

像西部这些省份的财政收入少但军费开支高,那肯定就是收协省份了。比如山西、山东、河南就是陕西和甘肃的主要协助省份。而四川、云南、贵州通常接收江西、湖南、湖北的协助。

在康熙、乾隆年间,包括19世纪上半期的时候,这个体系运行得都还不错,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1851-1864年这场太平天国内战由于涉及到的省份很多,对既有的战争开支体系的冲击很大。

一方面,以前卖官位是户部的特权,省级层面即使卖也是在本省辖区内卖,但是太平天国期间这个规矩开始混乱,安徽的皖军跑到湖南长沙去卖官位、搞皖捐。

结果,在1867年,当时的湖南巡抚刘崐向朝廷抱怨,要求安徽从湖南撤回它们的捐局,而安徽巡抚英翰也不示弱,向朝廷诉说他们的苦难。

最后的解决办法是,同治皇帝下令维持现状,可以跨区域卖官!这就打乱阵脚了。

另一方面,协饷支持也迟迟不能到款,因为谁都面对着经费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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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,带领湘军接手镇压陕甘回乱。他的军费挑战有多大呢?

我们可以看看,左宗棠在1873年成功平息陕甘回乱之后,提交给皇帝的《恳改拨饷,以固军心折》,他在回顾自1866年以来军费不足的困扰时,说“起初一年尚拨两月满饷。嗣后一年拨一月满饷,至今一月满饷尚无可发,军心不问可知”。

接下来,左宗棠筹备进一步西进收复新疆,提出800万两银子的年度西征军费预算。

朝廷对此极为重视,向为西征军提供协饷的各省、海关发出指令,限期将所欠协饷尽数解交甘肃前线。但无论朝廷措辞多强硬,都不能缓解西征经费的困境。

怎么办呢?我们看到西征军未来有协饷收入,只是这些未来收入总是拖欠,也很不稳定。那么,这些未来收入怎么可以转变成今天能花的钱呢?而且同样重要的一点是,军饷不稳定,左宗棠就无法稳住七八万军心。

也就是说,如果能把未来收入一次性借到今天,不仅军费大增,而且经费会很稳定。

但问题是如何借?找谁借?

在中国历史上,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齐国,也是为了战争融资,管子说通了齐王向殷实之家借钱,可是,战争胜利之后齐王赖帐。所以,后来没有人相信朝廷的承诺了,中国就一直没有发展出国债或公债市场。

如果左宗棠是明末崇祯皇帝的武将,那他的西征胜利前景就难说了。好在他是在晚清,上海金融市场已经有一定规模,尤其洋行融资能力很高。

胡雪岩是左宗棠的好朋友,胡跟当时的上海金融界非常熟,认识当时的汇丰银行,也知道现代金融市场怎么运作。虽然到晚清,朝廷内外对借钱花还是完全不认同、不接受,但经费困局是实实在在的。除非清廷不再西征、放弃西域,否则就无其它办法。

在胡雪岩的帮助下,左宗棠选择了“华洋借款”融资。1875年借洋款249万两,1877年分两次从汇丰银行共借800万两。在第二次借款后,左宗棠就向胡雪岩提议,采取公司制的办法成立银行,向华商融资借款,以免手续之繁琐。1878年,左宗棠正式向朝廷奏报成立了乾泰公司,并提出向乾泰公司借款350万两这也是左宗棠的第三次借款。而乾泰公司可以算是中国第一家有限合伙私募基金了。

这三笔借款年息最低10%,最高18%,比当时中国民间借贷普遍为20%以上要低不少,而且借钱金额之大也是那时国内华商市场难以承受的。

有了这些借款后,左宗棠停止卖官。金融结束了持续多个朝代的陋习。

那么,借款对左宗棠有多重要呢?

在1874-1880年间,西征军费总开支5100万两银子,其中2000多万两是通过华洋借款得到的,是军费开支的第二大来源。由此,我们看到,如果不是通过“透支未来”借钱花,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也许会完全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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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国际、国内动荡导致财政能力削弱的情况下,左宗棠利用金融市场,以未来协饷收入、关税作抵押,向华商、外国银行借款,为西北作战提供稳定军饷,稳住了几万大军的军心,保证了清王朝对西北边疆的控制与治理。

从左宗棠的故事里,可以看到融不只是一堆金融工具,而是提供一套分析框架、思维方式,让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历史。

我们总结一下要点:

第一,中国从管子以后,基本停止靠借贷解决战争开支。这不仅使金融市场难以发展,而且使处于财政挑战下的王朝难以生存。

第二,左宗棠在军费压力之下,选择了“透支未来”的债务融资、放弃卖官,为他的西征历史功绩奠定基础。

他的金融创新虽然在今天来看很简单,但在当时是很艰难的,不管是在观念上、还是在实际操作上,他都面对巨大压力。

他的西征成功也为今后靠金融为战争融资开辟了新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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