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狂浪之下的江口沉银-华夏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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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资讯《狂浪之下的江口沉银-华夏银》主要内容是华夏银,彭山江口船上的大西皇帝张献忠,回望江上冲天烈火,想必心情复杂。崇祯皇帝自即位起,便开始着手剿“匪”。,现在请大家看具体新闻资讯。

文:丁雨

原标题:沉银打捞三百年:折戟沉沙宝未销

1646年,是清顺治三年,也是大西政权的大顺三年,彭山江口船上的大西皇帝张献忠,回望江上冲天烈火,想必心情复杂。

两年前,农民起义军的声势达到了顶点。他所率领的大西军和李自成大顺军一南一北,遥相呼应,已成燎原之势。崇祯皇帝自即位起,便开始着手剿“匪”。专业剿“匪”十七年,剿抚并用、智计百出、机关算尽,不料“匪”却越剿越多,终于杀到了家门口。满清于东北蛰伏,虽然摩拳擦掌,想要分羹一杯,却也不敢轻举妄动。那时天下,说起李自成、张献忠两位大王,谁不眉宇耸动?

没成想短短两年间,形势急转直下。吴三桂先降后叛,满清入关。李自成拥重兵出京转移,却死于非命。张献忠驻川,本欲裂地为王、称霸一方,无奈北有清兵气势汹汹,南有南明死灰复燃,大西内部也是矛盾重重。张献忠不愿死守锦官城,但出了成都又该往哪里去?他举棋不定。陕西老家已被清兵占领,难以北上,那便再一次出川入楚吧。不料于江口水路遭遇南明参将杨展伏击,大西军损失惨重。八个月后,大西皇帝被迫向东突围,却在西充被清兵一箭穿胸,他一生的轰轰烈烈戛然而止。

狂浪之下的江口沉银

虎钮“永昌大元帅”金印

狂浪之下的江口沉银

长沙府“岁供王府”五十两金锭

张献忠的是非功罪难下定论,他身后的财富却令人眼红。江口熊熊火光,几乎烧沉了大西的希望,却“烧”出了一段流传不息的童谣:“石牛对石鼓,银子万万五。有人识得破,买尽成都府。”这童谣到底是不是空穴来风?江口一带究竟是否有“银子万万五”?倘若有,这些沉银又是何面目?2017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“江口沉银”出土文物精品今年暑假入驻国家博物馆,或能为我们揭开历史面纱的一角。

大西夺宝?

没头没脑的金印与自述身世的金锭

民间流传的沉银传说,都与张献忠江口之战有关。但展览开头的几件文物却把历史拉进了更广阔的空间。头一件是独立展柜中的“永昌大元帅”金印。此件文物系盗挖,后被追缴。倒卖过程中它曾被卖出了800万的高价。这件罕见的金印首先给所有人提了一个难题:铸造于癸未年(1643年)仲冬的它到底是李自成的还是张献忠的?众所周知,1644年正月初一,李自成建国大顺,年号永昌。而张献忠自1643年起,便自称西王,到1644年称帝后,年号为大顺,似是对李自成的回应。那么现身江口的“永昌大元帅”到底指谁?此印又有何来历?此物甫出,便引得学界争论不休。置身事外,细思美物流转背后的风起云涌,却令人无限感怀。

狂浪之下的江口沉银

张献忠册封嫔妃金册

没头没脑的“永昌大元帅”让人困惑,“自述身世”的金锭则令人心情复杂。沿展线前行两步便可看到长沙府“岁贡王府”五十两金锭,上有錾刻铭文“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伍十两正吏杨旭匠赵”,可知此金锭原为长沙府上供藩王府的岁供黄金。

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(1643年)八月占领长沙,至同年冬天,几乎占领湖南全境,此金锭想必为这一时期从明藩王府中所掠。与抢掠藩王相对的是,占领长沙之时,张献忠宣布三年免征税粮,民众欢呼雀跃。明末农民起义多因明王朝横征暴敛而揭竿起义,免征税粮自是胜利后的题中之义。但是不征民税,何以支撑自身进一步发展?

狂浪之下的江口沉银

金簪

狂浪之下的江口沉银

江口古战场遗址出土篙杆头

金锭便是答案——找官府、王爷、富户追赃助饷。明代末年,贫者无立锥之地,连不少官军都一贫如洗,而各地藩王府库之中却普遍积金银百万。崇祯十四年(1641年)张献忠攻破襄阳之后,抄没襄王府,然后“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”;同年李自成攻打洛阳,有人劝洛阳城中福王朱常洵拿出自己金银解决军饷问题,以鼓舞士气,解燃眉之急。但朱常洵爱财如命,一毛不拔,李自成攻破洛阳后,抄没王府,看到福王府库金银堆积如山,不由怒斥福王;崇祯十六年(1643年),张献忠攻破武昌,抄楚王府,楚王宫中金银各百万,拉了上百车,张献忠叹道:“有此金钱不能设守,朱胡子真庸儿。”(《平寇志》)

各地王府富甲天下,财富又从何来?无非是苛捐杂税、敲骨吸髓。取之于民,却不曾用之于民。身世坎坷的金锭微光闪烁,交织着明末民众的饥寒交迫与藩王高官的穷奢极侈,折射着起义军的愤怒与显贵的吝啬。

早先张献忠们流动作战,抢掠富户金银宝货,可助为军饷,壮大实力。但张献忠四川称帝之后,仍以此道作为政权的经济来源,暴露了他的局限。明史专家顾诚先生认为:“从现有材料来看,大西政权在四川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。几十万大军的各级政权和消费,基本上是依赖没收和打粮……明末社会中,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,可是这种见粮就拿,见猪就杀的政策,必然要侵犯到一般农民的利益……它不仅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,而且必然导致生产的萎缩和停顿,这不能不说是大西政权在四川站不住脚的重要原因之一。”

狂浪之下的江口沉银

围堰考古工地俯瞰

狂浪之下的江口沉银

江口遗址出土金锭

解决了温饱,若想拥有稳固的根据地和大后方,在群雄之中异军突起、争霸天下,最重要的“宝货”便不再是金银,而是人才与人心。当了皇帝的张献忠,夺取金银得心应手,用起金银来也是有模有样,但却在内忧外困的局面下,疑神疑鬼,渐失初心。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,原本投诚大西的官绅地主纷纷叛乱。张献忠察觉到这股势力之后,认为读书人一般多出于官绅家庭,遂以举办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为名,让各州县将生员送至成都,尽皆屠戮,杀了大约五千余人,以此报复官绅的叛乱。而各州县一旦发生叛乱,张献忠往往不分良莠、滥杀无辜,这一切让大西政权渐失民心。江口一战,张献忠失宝,宝货并非失于江口,而在他挥刀滥杀的一刹那。

南明夺宝?

武进士杨展捞宝与大明终失大宝

有人失宝,便有人夺宝。张献忠仓皇败退,却便宜了与他作战的南明将领杨展。杨展出身武进士,颇有将才,屡与大西军作战,屡战屡胜,收复失地不少。原以为江口之战不过是又一场大胜罢了,直到听说渔夫从江中捞出的金银,才知道这次张献忠不仅丢盔弃甲,还留给了自己一笔财宝。明末军队,谁不缺粮少饷?杨展赶紧组织士兵打捞。张献忠贮存金银很有特色,以木鞘盛装,便于整理运输。杨展得知这一情况,很快便摸索到了打捞沉银最有效率的办法:“展令以长枪群探于江中,遇木鞘则钉而出之,周列营外,数日已高与城等。”(《蜀难叙略》)看来杨展这场打捞,所获颇丰。

将木鞘打开,露出一锭锭银子,杨展可能会长舒一口气。但若细细观览银锭上标记的文字,杨展又会有何感想呢?从今天的考古出土遗物来看,这些银锭不少都是明代税银,名目繁多,“粮银”“饷银”“禄银”“行税银”,让人眼花缭乱,税银地域涉及河南、湖广、四川、江西、两广等广大地域。正是这形形色色的税种名目,一条条压在百姓头上,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;也一条条压在大明的江山之上,让这堆积如山的银子,成了压垮大明的稻草,成了引爆大明的炸药,也成了农民起义军横行天下的资本。全国各地的税银同沉江口,亦暗示了张献忠起义以来的行军路线。世人皆道张献忠入川杀人如麻,如鬼似魔,但若无群众基础,其如何纵横半个天下十几年?其实直至张献忠阵亡的前一年(1645年),大西政权仍军纪严明。展览中所见的《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》碑拓片明确记载,大西政权力求“兵民收分相安”。是局面的恶化,让张献忠失去了理智。明朝遗民与清人士人的描述,让世人加深了张献忠“杀人魔王”的印象。比如清初毛奇龄说,张献忠于顺治三年(1646)所杀人数接近七亿。明后期全国人口不过六千多万,毛奇龄所言自然是不实之词。天下税银积于张献忠处,实乃腐败堕落的明王朝拱手相送。沉银江口,才似是张献忠末期倒行逆施的报应。

狂浪之下的江口沉银

江口遗址出土明朝税银、饷银

狂浪之下的江口沉银

藏银木鞘

不知是否因为杨展看透了这财富背后的一切,他并未将张献忠的这份大礼独吞,而是这笔意外之财分做两份,一份养兵,一份济民。有赖于此,当时蜀地唯有杨展家乡嘉定不饥,杨展军队亦以富强著称。然而纵观全局,南明小朝廷全盘继承了大明的腐朽衣钵。江口之战后的第三年,杨展本人终因粮饷卷入内讧,被自己人李乾德等阴谋杀害。李乾德等人以为杨展藏宝,于杨展府中大肆搜索,当然无甚所获。杨展夺宝,用“宝”亦得精髓,然而却仅得解一时一地之厄。大明失其“宝”久矣,早已无力回天,浊流滔滔中,谁又能独善其身呢?

夺宝奇兵:

“混水摸银”的盗掘与“人民战争”的公众考古

大江东去,浪淘不尽的,是代代相传的故事和沉积河底的宝藏。杨展为打捞沉银之始,此后“混水摸银”之事,层出不穷。2014年5月,江口战场遗址发生特大盗掘案件,涉案文物交易金额高达3亿。触目惊心的案件,当然让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和管理者坐立难安,抢救性发掘势在必行。

既然决心要挖,那么“怎么挖”便成了一个大问题。江口战场遗址位于岷江河道内,按理说应当采用水下考古的方法进行发掘。但古代战场遗址面积过大,遗物沉积较深,水下往往情况复杂,如直接采用潜水发掘的方法,一来难度较高,二来我国水下考古队员数量有限,难以应对。面对如此困境,四川省的考古工作者创造性地采用了围堰考古的方法。简单说来,就是在确定发掘范围之后,于岷江枯水季人工围堰,然后利用大功率抽水泵将堰内积水排出,将考古发掘区由水下变为陆上。这大大降低了发掘阶段的操作难度,客观上使得更多的工作人员得以进入发掘区进行操作。

狂浪之下的江口沉银

《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》碑拓片

围堰造陆虽能够利用大型机械提高发掘阶段的效率,但于河道中生生造出一片陆地来,却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既然埋银之地已现,那自然要精锐尽出,“榨干”遗址信息,不留遗憾。因此,江口战场遗址考古工作中动用的各项科技装备堪称顶配。展厅中呈现的3D影像记录便可略窥一斑——泥土里打滚儿的考古工作居然也有一天会变得“酷炫”起来,怎不令人欢欣鼓舞?

而此次工作最堪称道之处,在于它打响了考古发掘的“人民战争”。虽然已经将水下考古变成了陆上考古,但大规模战场遗址的发掘仍令人手捉襟见肘。当此之时,考古队打破了考古工作的惯例与“界线”,于网络遍发“英雄帖”,征集、选拔志愿者参与江口遗址考古的第一现场,让整个考古过程成为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众考古实践,让志愿者成为真正的“夺宝奇兵”。江口出土的42000多件文物,像是经历了几百年时空隧道中的一场轮回:取之于民的宝藏,在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府库行船中流转,经历长久的隐匿、沉默和寻找,又经历公众之手再现人间。大明、大西、大顺、大清,都曾经牢牢把握人心,却最终或缓慢或迅速地失去,只剩下手中握不住的沉银。而公众参与的江口考古却于此节返璞归真。沉银之为宝,由古至今,不过是一种载体;沉银背后的人,才是“宝”的实质。

江口战场的点点滴滴,放之于中华大地,不过微微一点,但却似宏大时代的重叠缩影。藩王累积重宝,难逃一死;西王十数年劫掠,不过沉银。金银宝货,不过是过眼云烟。这芸芸众生,才蕴含真谛。道理如此简单,然而就算参透,人又能有几时清醒、几番践行呢?

本文来源:北京青年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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